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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章 子乔献遗策 魏主东北遁(三)

  从荆州州治所在的南郡到定西的王都谷阴,约两千余里,如今蜀地、秦州三郡虽然分别被桓蒙与莘迩收复,其间的通道已经打通,出了荆州之后,先西入蜀中,经巴东、汉中等郡,西北而上,至定西秦州的武都郡,再经陇西郡,渡过黄河,而即可入定西目前主要的地盘陇州,但沿途翻山越岭,渡江逾河,却是路很不好走,因是,桓蒙的信一个多月后才送到莘迩案上。

  时已初夏,天气渐热。

  气温热,定西王城谷阴的政治气氛更热。

  就在数日前,由莘迩一手创立,羊髦、孙衍、黄荣、羊馥、傅乔、张龟等集思广益,把之制定成形的“三省六部”此制,其中各省、各部的主官、属吏,都任命、配备完毕,悉数走马上任,已是取代督府、牧府、王府、太尉府等并行掌权的各府,开始正式在定西朝中运行了。

  三省,是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。

  ……

  中书省之所掌,与东唐的中书省基本相同,为审理章奏,草拟诏旨,专管机要,参议时务,有辅助国主决策之权。

  定西到底是个王国,令狐乐只是“王”,不是“皇帝”,如其属官与中央官职名称相同的话,未免有僭越之嫌,故是在羊髦的建议下,定西此省虽与东唐的中书权责相当,却改了个别的名,唤作“内史省”,其之主官,也不称中书监、中书令,称作内史监、内史令。

  监、令的职务相等,但内史监的位次略高於内史令。

  内史监,选了张浑出任,内史令,任给了羊髦。

  中书此名,最早出现於秦代中期,秦武帝始使宦者典事尚书,谓之中书谒者,置令、仆射;到前代成朝时期,乃设中书省。成朝之所以设立此省,是为了分尚书台的权,加大皇权。亦是出於此故,凡能任职此省者,多为天子的近臣,通常都是深得天子信任的人,论以权力与地位,实是权重而位贵。中书省的官廨位在禁苑之内,因为本朝禁中有一池名曰“凤凰”,故本朝士人便常以“凤凰池”为其代称,——从这个代称,也可看出此省的贵重。

  本朝早期,尝有出身自颍川荀氏家的一位中书监,后被迁任尚书令,尚书令总理政务,权力比中书监大,但这位中书监,却因自此不得再掌管机要,而竟怏怏,对来祝贺的群臣们说:“夺我凤凰池,何贺之有?”中书之秘要,由此亦然可见一斑。

  羊髦的资历不够,无法出任内史监,事实上,他担任内史令已是十分勉强的了,同时也是出於“团结能团结到的大多数”之目的,莘迩因举荐张浑担任了此省的首吏。

  监、令以下,前代成朝时期,中书省的属吏有通事郎、黄门郎,臣下有奏,先由黄门郎观阅署理,然后通事郎署名,经过这两道程序,再呈报天子,为帝省读,最后由皇帝决定采纳奏书中的议论与否。大多情况下,皇帝都只是简单地许个“可”,就行了。至本朝,改通事郎、黄门郎,统称为中书侍郎,置员四人,江左之初,改侍郎称通事郎,但不久后就又改回来了。

  中书侍郎下边,复有中书舍人。舍人本是两员,一个官名舍人,一个官名通事,本朝迁鼎江左后,一个因为控制的地域少了,以前的一些官用不上了,一个因为财政收入大为缩减,中央也没什么钱了,於是便削省了一些中枢的官员,合舍人与通事为一,谓之通事舍人,——再后来,到如今,连这个通事舍人,江左也省掉了,而从中书侍郎中选一人代掌其职。

  中书省起草诏令等权,属於监、令、侍郎,舍人没什么大权,其职是呈奏案章。

  四个侍郎,也像监、令,改称内史侍郎,任命的诸人,一个是麴家的子弟,一个是阴师的从子,一个是数次出使有功的莘迩故吏高充,还有一个是在关键时刻把宋方给卖掉了的宋翩。

  中书舍人,一如现下的江左,定西也将之省掉了。

  ……

  门下省之所掌,亦类江左,其职为侍从左右,切问近对,拾遗补缺,换言之,即顾问应对与规谏;此外,又有平尚书奏事之权,也就是可以监督尚书的奏议,或者给他们把关,也可以把尚书的奏议驳回,或连同原文一起送皇帝审批;另外,於各种礼仪环境中,其省之官员还有从侍君主、参赞威仪等等之责。

  这个门下省,前身是秦的侍中,本只是君主手下的侍从机构,发展至今,权力已是逐渐扩大。

  江左的门下共有门下、侍中、散骑三省。门下的官吏有侍中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通事舍人等,侍中的官吏有公车令、太医令等,散骑的官吏有散骑常侍、散骑侍郎、给事中等。

  莘迩在这次改制中,把三省合为了一高官吏用“侍中”之名。

  江左门下省的侍中共有四员,莘迩认为按定西国中、朝中的现状,不需要那么多的侍中,故此只定下了两个员额,一个由陈荪出任,另一个则委任给了黄荣。

  与羊髦的出任内史令一样,黄荣能得任此职,也是全靠莘迩如今的威权。别的不说,拿江左举例,在江左朝中,侍中这个职务,早被北方的流寓贵族所垄断了,南人轻易是得不到此任的。想那南人中著名的士族也有不少,以其等之族望,犹尚不得任此职,况乎黄荣这个寒士?要不是及早抱住了莘迩这个大腿,别说出任此职了,就算妄想,黄荣也不敢想他会能有今日!

  门下省,也改了名字,改称为黄门省。门下省的官员是君主的近侍顾问,“门下”的这个“门”,指的本就是“黄门”。黄门是对禁中大门的别称,“凡禁门黄闼,故号黄门”。

  ……

  尚书省,在三省之中,权力最大,朝中的大小政事悉归其理,所谓“尚书制断,众卿奉成”。并随着门阀之势盖过了皇权,根据政务需要和皇帝批准的原则,本朝迁鼎江左后,尚书台另多了可以独立颁下文书,指挥政务的大权。为有别於天子的诏令,此种文书被称为“尚书苻”。

  ——却是江左而下搞的这一套,“政务需要”、“皇帝批准”云云,明眼人一看即知,不过是皇权的裹羞布罢了。像那之前的大权臣王氏等,他们通过百官群臣向孤立无援、形同傀儡的皇帝提出这个要求,莫非皇帝还敢拒绝不成?不过这个制度,在黄荣等看来倒是不错,因而,便把江左的这套“规制”拿了过来,也放入到了定西新设的这个“三省六部制”中。

  三高官吏中,尚书台的长吏尚书令,最是定西朝野焦点瞩目的所在,何人可以出任?

  莘迩把此职表给了麴爽。

  麴爽原本大为惊喜,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,随之即欣然领受,却没开心两天,忽然孙衍、羊髦、黄荣等人,包括张浑、陈荪也署了名,一致请求左氏、令狐乐拜莘迩为“录尚书事”。

  何为“录尚书事”?

  此职始设於秦朝中期,乃是唯三公能够出任,其职权无所不总,“录”者,总录朝端之意也。

  亦即是说,在没有“录尚书事”的时候,尚书省的尚书令是省中的主官,但在有了“录尚书事”后,尚书令就只能屈居於下,等若其之属官了。

  那么,录尚书事这个职位的权力有多重,地位有多高?

  只从江左朝廷从迁鼎之初到目前为止,历任的“录尚书事”之人都是谁就可看出。

  截止眼下,江左出任此职的共有十一人,其中十个都是出自头等阀族,莫说寻常士人,便是二流士族的人也当不了此职,仅有一个出自宗室,即江左今之的那位“相王”程昼,而一者,程昼任的还不是真正的“录尚书事”,是比录尚书事低一等的“录尚书六条事”,二来,程昼此人之所能有今日在江左朝中的地位,全是因他倾向士人而来的,等於说他其实是受到阀族操纵的。

  从这方面来讲,要是正常的情况下,以莘迩的族名,他是根本没有资格出任此职的。

  整个定西来说,够格出任此职的,无非也就是宋、张、氾、麴几家的人。

  麴爽对此是相当的恼怒,可联名上书的人中,不仅有羊髦、黄荣这些莘迩的党羽,且有张浑、陈荪这样的朝中重臣、右姓名公,反观於他,能指挥得动的朝臣不管是人数、抑或是重量级,都远不能比,他亦只能忍气吞声,无可奈何,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  倒有人建议他,干脆辞职不干,舍了尚书令此职就是,然想来想去,尚书令毕竟是三高官吏中最耀眼的一个,麴爽究是难以弃如敝履,终还是以“新政方始,诸姓分权,我若不得贵职,则我家名望势必为之大低,今可委屈我身,不可委屈我家”为由,没有听从那人的进言。

  尚书省的官员,尚书令以下,是左右仆射、列曹尚书、丞、尚书郎、令史等。

  左右仆射,秦时本是一人,只有一个仆射,直到秦末,才分为左右。自成朝至今,有时置两员,有时置一员,变化不定。莘迩取用了两员之制,左仆射任给了孙衍,右仆射任给了氾丹。

  把右仆射任给氾丹,是定西朝野的大臣、士人们多没有想到的。

  黄荣等也没有想到。

  黄荣出身不高,之前的仕途艰难,对氾丹这类仕途通畅、青云直上,而又自恃族望,骄傲慢人,轻视寒士的阀族子弟向无好感,便私下问莘迩:“氾宽前诬明公,明公不诛杀之,已是宽大,今却为何更召其子氾丹还朝,授右仆射之要职与之?”

  莘迩回答说道:“氾丹少年名扬,乡议誉为‘麒麟郎’,观其十七岁出仕以今,为政虽稍急厉,然其转任州郡、朝廷,凡十余年,所在考评皆优,堪称能臣,右仆射之职,非常合适於他,是以我奏请大王、太后,召他还朝,授其此职。”

  黄荣说道:“可是明公,氾宽的被逐出朝,说到底,是因於明公,料氾丹对明公,一定是会极怀不满的,如果他在右仆射的任上,处处与明公作对……”

  莘迩打断了他,不让他继续往下说了,正色说道:“我前奏请朝廷逐氾宽出朝,是为了国家;今召氾丹还朝,也是为了国家。景桓啊,你跟着我的时日不算短了,还不知我的为人么?我莘阿瓜的眼中,岂有私仇?只要他氾朱石有用於国家,便是他父亲再诬陷我一次,我一样会重用於他的!”顿了下,又说道,“再则说了,今春,柔然犯西海,氾丹未因其父被逐而怨望懈怠,反与索恭齐心合力,共御外寇,亲犯矢石,临危不退,遂败北虏,擒其小率一人。索恭在捷报中,备述氾丹的忠勇,此卿之所亲眼所见,氾丹能以国事为重,我难道还不如他么?”

  黄荣适时地露出钦佩神色,说道:“乃心王室,尽忠国家者,朝中无人能出明公之右!”

  转天,黄荣与莘迩的这番对话,就通过傅乔、张龟两人的嘴,传遍了谷阴的朝野。

  太后左氏在宫中也听闻了这件事,深为感动,心绪荡漾,认为非得有所赏赐,才能酬答莘迩的这片忠心,可是赏什么好呢?金银珠宝,莘迩向来不感兴趣;歌舞女乐,不太适合奖赏忠诚。犯难多时,左氏取下了自带的香囊一个,命亲信的宫女拿去莘家,权作赏赐,给了莘迩。

  题外话且不必多说。

  江左尚书台的丞有两员,分是左丞、右丞。

  左丞主台内禁令,宗庙祠祀,朝仪礼制,选用署吏,急假;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,凡诸器用之物,及廪振人租布,刑狱兵器,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。左丞并拥有监督、弹劾包括令、仆射在内的“八座”之责。

  ——“八座”,此称源自秦朝中期。当时秦朝在尚书台内设立了六曹,六曹尚书加上令、仆射各一人,是共八人,而又尚书台尚书郎以上的官吏虽有品级高低之分,但都是必须经由大臣、吏部提名,皇帝批准,而才能得以任免的,令、仆射无权直接干预,即下级并非长吏的参佐、掾属,虽受令的监督,却若同僚,故此乃有“八座”之称,凡有重大的政务,依照惯例,皆是由此八人坐在一起,共同商议决定,是又为“八座议事”。

  左丞、右丞,分授给了定西的势族子弟。

  名为“三省六部”,尚书省下的诸曹在此制中,自然便是六个。

  六曹之名,分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

  六曹,或言之六部,其下又各分四司。

  吏部的四司是吏部司、主爵司、司勋司、考功司;户部的四司是户部司、度支司、金部司、仓部司;礼部的四司是礼部司、祠部司、膳部司、主客司;兵部的四司是兵部司、职方司、驾部司、库部司;等等等等。

  六部的主官,称为尚书。

  其中,羊馥出任了户部尚书,傅乔出任了礼部尚书,张僧诚出任了兵部尚书。

  六部之中,资位最重的吏部尚书一职,莘迩举荐了麴硕的长子麴兰出任。

  吏部主管官员的升迁事,责在授官,此职是极其清贵的,江左阀族的年轻子弟们,无不以出任吏部为期望,有那族声显赫,家为高门的,如果没有被授为吏部郎,即使得了其它较优的“清官”,出於对本人“权益”和家族“声名”的维护,往往也会拒绝不受。

  受此影响,定西朝中早先掌管官员选任的职务,也都是由陇州的头等阀族子弟出任的。在此背景下,再加上如果主管选举的官员,家声、个人名望不足的话,定然难以服众这个因素,故是,吏部尚书的这个职务,莘迩在斟酌之后,没有从夹袋中挑人出任,而是授给了麴兰。

  把此职授给麴兰,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

  即是与举张浑出任内史监、举氾丹出任黄门右仆射相同,也是为了“团结大多数”。

  前世的时候,莘迩读到过一句话,记忆深刻,那话说的是“政治就是,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,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”。

  莘迩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,以前没有运用的机会,现在有了,他当然要把它付诸实践。只要对他不形成严重的威胁,那能用的人,他就争取把之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——即使内部时而会有反对他的声音,总好过做孤家寡人,这,是莘迩现在为政的原则。

  六部二十四司,其余两部、二十四司的主吏,有的是冠族子弟,有的是寒门子弟,无论冠族、寒门,不管这些大小主吏们的出身如何,他们有一个共同点,那便是俱为干吏,都是有实才的。这一点,与定西朝中此前的情况大为不同,与江左一直以来的情况也是截然两类。

  仍拿江左举例,江左的尚书省,上到尚书令、仆射,下到尚书郎、丞,论以出身,悉为贵族,但彼辈的出身虽好,考以实才,却是大多无有,谈玄说空,头头是道,办理实务,通了九窍,乃至有的人,连公文都看不懂,“望白署空”罢了,尚书省整个的日常行政工作,实际是全靠那二百四五十个多由寒士充任的底层小吏,即“正令史”、“书令史”来运转的。

  莘迩对这种情况是深恶痛绝。

  特别是日常的工作都由寒士们任劳任怨地去办,结果寒士还被贵族们蔑称为“小人”,动不动就“鞭杖肃督”,真是岂有此理。

  国家的高级官吏如果都是这样,还谈何中兴?谈何光复中原?

  因是,趁着改制的这个机会,莘迩把不中用的那些官吏全给淘汰了出去,留用於六部二十四司中的,则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。那些淘汰掉的官吏,倒也没有把他们尽数免官,而是有的下放到了郡县,试着锻炼一下,有的着实是一无用处的,便扔到了史馆、僧司这类的机构。

  尚书省,亦给以改名,改称为中台。

  ……

  简而言之,现在定西朝中的行政之权,在三省六部制正式施行之后,已经是全部归於其管了。

  换言之,就是定西朝中现下的起草诏令、参与决策、管领政务等各项权力,便不再分散於各府,而是分由内史监张浑、内史令羊髦、侍中陈荪、侍中黄荣、中台令麴爽、中台左仆射孙衍、中台右仆射氾丹等数人统一掌领了。

  在这数人之上,则是“录尚书事”,或称之为“录中台事”的莘迩。

  从跟随令狐逃难,到跟着令狐奉篡位,再到令狐奉死,令狐乐继位,又到而下,尽管时间上看来是只用了短短的数年,然其中的艰难、危险却是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时至今日,莘迩终是从当年的跟班小臣,成为了定西的最大权臣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桓蒙此时的这封来信,却是被带上了一些不同的色彩。

  似可看成是,当此秦、魏、贺浑邪诸方胡族势力混战一团,北国再起战火之际,一个充满野心,望能执掌唐国朝权,以收回北地的江左唐臣后起,与一个刚刚掌握住定西朝政,同样把目光落在关中、中原,以谋光复的陇地唐人权臣之间的一次适时接触。